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到，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1978年以后中国反复强调“开放”两个字，明确表明面向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是中国政策的一大着力点，这既基于中国国家利益，也基于世界经济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22年，世界人均GDP增长了313%，生活水平的平均增长率也大致如此，中国人均GDP增长了3033%，其他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印度、印尼、越南、土耳其等——等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也非常快。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已有12亿人摆脱了世界银行界定的国际贫困线——首先是中国8亿多人口，其次是印度12亿多人口，第四是印度2.4亿人口，接下来是越南0.3亿人口，其他国家近2亿人口。
这些成就表明，西方一些媒体所谓“中国走向封闭，寻求与美欧脱钩”的说法极其荒谬。“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如此成就，走向封闭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一样，中国希望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
反观美欧则转向封闭——对他国征收关税、滥用技术领域制裁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甚至提出对所有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至少10%的关税。
于是，世界格局开始形成：中国等“南半球”大国GDP快速增长，推行经济全球化，而美国、欧洲则走向孤立，自食恶果——美国GDP年均增长率略高于2%，欧洲为1%。
“开放”或者说经济全球化之所以在中国和“全球南方”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是因为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都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美国和欧洲却没有。
经济全球化印证了经济学奠基之作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观点——一个试图单纯在国内发展、相对隔绝国际贸易的国家不会获得尽可能快的发展，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强化效率低下的经济部门。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以最高效率生产所有产品。如果一个国家试图采取保护主义/垄断主义，它就会浪费资源生产可以在国外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的产品。因此，为了实现最高效率，一个经济体应该专注于最有效地生产产品，并通过将这些产品与其他国家更高效生产的产品进行交换来参与全球分工。
从原则上讲，国际分工与国内分工并无二致。国际贸易是专业化和分工优势的一个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想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它就必须追求这些其他优势。具体来说，它必须对运输、通讯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使国内分工不断加强成为可能。它必须将越来越多的资源分配给专业研究和开发，分配给员工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分配给寻找最佳廉价能源供应商。它还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促进贸易——这意味着奉行旨在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因此，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必须融为一体。
这正是中国和其他成功的“全球南方”国家所做的，中国和东盟对此进行了生动的实践，这使得经历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严重军事冲突的东亚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投资和奉行与经济全球化相符的国内政策的地区。
美国和欧洲则恰恰相反。美国的基础设施正在崩塌，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花在军事和低效的医疗系统上，医疗费用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0%，高于任何其他发达经济体。欧洲没有追求和平发展，而是允许北约挑衅性地向东扩张，引发了 1945 年以来乌克兰最大的冲突，并切断了西欧最廉价的能源供应。来源 – 俄罗斯联系。
可以看出，中国和“南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其奉行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内外政策，而美国、欧洲等奉行的政策则背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逻辑，因而遭遇了失败。
我希望美国和欧洲能改变他们的政策。但现在是中国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并取得成功，而他们却转向封闭。（作者是前英国伦敦金融城经济与商业政策部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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