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思考、实践】
作者简介:邱绍辉、张鸿飞(安庆师范学院六池乡和解文化研究中心分别主任、教授;安庆师范学院党委常委、教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是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精神源泉。 202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来到安庆桐城市柳池巷,了解柳池巷的历史和传承,听取中国传统文化在当地传承和弘扬的介绍。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他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发展,齐心协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牢文化底蕴。为社会治理奠定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体系。”夯实社会治理文化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社会治理中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充分发挥德治文化的作用。
德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以德治国的传统。西周时期,“尊天护民”的观念已经形成,并体现在法律上,就是厚德、慎刑的原则。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将德治提升到了更高的地位,“道以政为政,义以刑治,使民免耻;以德治国,以德治国”。道以德治,义以礼治,有羞有节。” ,并提出“没有诉讼就有需求”的司法主张。经过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儒思想的洗礼,《唐律书义》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为政教之旨”为己任。目的。 “道德为主、刑罚为辅”已成为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背景。被后世相传,宋代以后主导了家法、宗规、乡规民约的制定。总体而言,传统德治相信人心和教育的力量,认为有德之人的榜样和教育可以使人行善;古代法律因其强烈的道德品质,还具有劝人行善的功能。德与法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努力实现善政。
相比之下,法治的作用主要是“惩恶扬善”,而德治的目的是“制止恶行”,从源头上有治理的方向。这个方向有两个作用。一方面,道德治理为良好的社会治理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很少有人孝顺弟弟,却喜欢得罪上级;很少有孝顺弟弟,却喜欢闹事的人。”德治以道德意识形成内在规律,以羞耻为媒介,推动个人行为界限的建立。培育。另一方面,以德治国,构建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当前,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日益多元化,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社会发生新变化,新型社区文化建设尚未完全形成。在此背景下,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性,迫切需要充分发挥道德治理文化的作用。具体来说,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弘扬德治文化崇德仁爱精神。德治文化以个人修养的提高为逻辑起点,强调遵循清心、克己、复礼、仁人的逻辑路径,以“精神秩序”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命令。”净化心灵,首先要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领域倡导礼文化,形成事事懂礼义、处处彰显和谐精神的良好社会治理氛围。尤其要从家庭教育入手,讲好传统礼故事,让礼的家风代代相传。同时,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自我约束、复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伦理道德理念。这也是古代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它们为传统社会关系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了原始支撑。运用到现代社会治理中,需要将“礼让”、“和为贵”的理念注入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中,为村民自律打下坚实基础。使官员创业立身社会有可循的尺子,有进退的依据。
激活道德治理文化社会机制。传统美德文化调节社会秩序的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熟人之间的舆论制约。这一角色的发挥是以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为基础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农村现在已经进入了半熟人社会,而城市则进入了陌生人社会。适当缩小自治单位规模,变“陌生人社区”为“熟人社区”,是道德治理文化调节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目前各地实施的村(居民)语音系统就是这条路径的典型实践形式。许多村建立了以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为基础的村民论坛。自然村、村民小组因集体土地的利益和过去的生产、生活、人际关系而形成的社区;城市社区是以居住区和建筑物为基础而建立的。居民倡导组织通过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来消除障碍。讲故事场景的反复运用,将夯实群众自治的根基,有利于提高村民的社会关联性,增强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从而有效提升群众自治的有效性。
解读德治文化的纠纷调解功能在调解纠纷的背景下,道德治理文化强调以调解为重点,依靠社会力量,依靠自治规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通过调解解决。柳池巷凝聚着老祖宗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把它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 “当前,不少党员、干部、道德模范广泛参与基层调解工作,普遍将理性、常识融入其中。调解过程,体现了传统道德治理文化在当代纠纷解决中的作用。活力。新征程上,为进一步发挥道德治理文化在纠纷调解过程中的作用,应打破条条框框、部门壁垒,打造集行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为一体的一站式平台。 、司法调解、仲裁、诉讼等解决纠纷的平台,为依法共治奠定坚实基础;在村镇、街道、县城等领域全面部署现场纠纷解决力量,构建情感、理性、法律相结合的调解格局,将调解机制融入社会治理的源头、过程和终端,综合运用自治规则、道德规则、法律规则,促进和解,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和营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的社会心态。
《光明日报》(2025年1月13日第06页)

微信客服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