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疯狂购物，对物品的需求与否毫不在意，对质量优劣也视若无睹，只要冰箱能制冷，电视能显示画面，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收入囊中。
——王教授
在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确实经历了不少曲折。其中最为明显的困境在于，商品的价格究竟是由计划来设定，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在1988年的那个夏天，8月19日，中央广播电台传出了“价格闯关”的消息。消息传开后，一夜之间，传闻有人购买了200千克的食盐，500盒火柴，甚至连金条和首饰也未能幸免于难。银行门口挤满了人，而由于运输问题，民众的愤怒情绪愈发高涨，他们甚至将柜台推翻。
张教授的研究表明，以1977年的物价水平作为基准值100，从1978年的100.7增长至1988年的118.5。1988年7月，物价涨幅更是高达19.3%，创下了自1953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并保持至今仍是中国物价涨幅的最高点。
这种通货膨胀程度，已经超越了当时正深陷“滞胀困境”的美国。一些心怀叵测的外国观察者甚至断言，中国经济的崩溃似乎就在眼前。
“价格闯关”旨在平稳有序地推动价格市场化进程，然而通胀的急剧上升实则暗示了这一尝试的挫败。这一举措是中国价格改革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亦是中国经济周期中的一个显著特征。那么，价格闯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实际上，这场变革主要针对的是城市地区，并未触及到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与其被称作价格闯关，不如说它仅仅是一次偶然的实验。经济学家们认为，1988年的闯关尝试可能根本就是徒劳的，激进的改革举措，正如当时某位领导人所认识到的那样：不论是否存在通货膨胀，激进的物价闯关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在北大经济学的课堂上，人们对于1988年的价格闯关现象，提出了一个听起来颇为奇特，但或许更为贴近事实的看法：早在1986年，价格闯关就已经宣告失败。
1984年，莫干山会议落幕之后，经过一番计算，基于当时的市场价格，人们计划用三年的时间，逐步提升商品价格，幅度预计在30%至50%之间。这种所谓的测算基于一个前提：为了保持内外部平衡，尤其是确保汇率和生产价格的增长速度保持稳定，在此目标指导下，若某种产品价格上涨1元，则可能使出口产品获得1%的汇率优势，进而促进外汇收入的增加。换句话说，这个假设实际上认为，所有物价都可以完全被控制，中国的生产效率保持不变，同时市场需求是无限的。更深入地来看，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中国的货币通货膨胀现象视而不见。简而言之，这就像是凭空想象。
实际上，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当时尚未传入我国的弗里德曼所倡导的货币目标制度。依据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货币主义理论，一个国家的长期国民收入水平，是由其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储备所决定的；而货币因素仅能在短期内对国民收入产生影响，在长期内最多只能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
这是一种被称为“面纱论”的观点。在1986年，我国进行了价格改革，这一举措被视为决定性的。当时，人们普遍依据市场经济国家最盛行的权威理论，认为我国的物价改革至多只会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对于人均货币名义财富尚不及拉美小国的我国来说，通胀问题被视为过度担忧。
因此，货币的发行一直遵循着既定的比例，在中国广泛流行。当时，银行除了为企业固定资产提供贷款支持外，几乎还充当了增发货币的主要角色。
当时我国尚未形成正规的金融市场，除了采用限价和补贴策略，别无其他市场机制。在1986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了477亿元，同期货币供应量也增加了231亿元；次年，即1987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进一步上升至621亿元，货币供应量相应增至236亿元。几乎每年新增的货币量中，有一半以上被投入到固定资产的建设中。
也就是说，在金融市场改革尚处起步阶段，我国货币学派在仅有的一定补贴和数量调控措施的支持下，全面运用货币工具实施了一次价格改革。换句话说，价格闯关的本质是向每个人分配一定量的货币，从而使每个人都仿佛实现了市场化。
最初的那批经济学家们对凯恩斯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尚不熟悉，他们依然秉持着传统的观念：普遍认为，人均拥有的货币供应量决定了市场需求。依据这一观念，货币的发行主要考量的是人口数量，以及每个人为了满足日常生活开支所需多少纸币的问题。
至于国家采购、财政补贴等财政活动，它们被视为暂时的调控措施。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学术领域，人们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财政政策不过是西方所谓的“治标不治本”的混乱经济策略。
当弗里德曼抵达北大之际，有人热衷于将马克思的货币发行法则与货币主义理论相互关联，此举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混淆局面。
薛暮桥这位知名经济学家指出，若不对货币发行的持续膨胀加以遏制，仅依赖行政手段强行控制价格，最终只得对企业实施巨额财政补助来填补亏损。实际上，改革初期便已种下了失败的隐患。这正如俗语所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等行为，实乃有悖常理之举。实际上，导致价格闯关在现实操作中崩溃的因素，除了通货膨胀，还涉及更为严峻的制度性问题。
产权改革若不作为支撑，仅凭计划部门或政府官员的主观判断，以及单纯的物价调整，根本无法准确预测接近市场价格的涨幅，因为缺乏可供参考的可靠数据。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改革历程也再次证实，在缺乏市场制度保障，甚至思想准备不足的国家，推行单一的价格改革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变革以及城市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放宽，唤醒了国人的创新潜能。然而，与西方国家普遍预期的物价上涨不同，在改革初期，长期遵循着半个世纪分配计划制度的中国，民众普遍抱持着物价稳定的期待。
一旦这种预期被打破，必然引发空前的恐慌情绪。人们的行为习惯往往具有强烈的惯性，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适应市场制度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因素相对较少。因此，当市场制度开始实施时，人们的恐慌和猜测自然引发了诸多严重问题。
实际上，在价格改革的进程中，所引发的恐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现象。这与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统治末期所经历的通货膨胀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与当时及之后的各国通胀也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公众对货币的信用依然保持高度信心，实际上，以货币信用为支撑的国库券在当时成为了市场上最抢手的商品，其价格甚至远超物价上涨的数倍。换句话说，在改革的初期阶段，物价改革不仅发生了，而且价格制度本身也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
自价格改革启动以来，物价上涨的趋势曾持续至90年代末，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人们逐渐认识到价格体系并不如弗里德曼所描述的那般神奇，这一发现促使后续改革更加重视采用非货币手段来实现目标。
自1998年起，经济学家们开始重视财政政策的应用。从这个角度来讲，1986年实施的物价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市场化政策的一个关键性启示，发挥了在关键时刻激发思考的作用。
物价闯关的失利揭示了仅凭行政指令取代市场运作模式的不切实际，同时也昭示了改革举措需全面考量，若仅依赖单一政策，忽视制度规范，同样难以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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